■ 杨思辉

　　在唐宋八大家中，苏洵是最不引人关注的，在接受史上，他的名气远远不及他的儿子苏轼。在苏轼的盛名之下，身为父亲的苏洵似乎没有像儿子苏轼那样受到众人的追捧与推崇，除了少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及唐宋文学的学者、专家，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这位“一时之杰，百世所宗”的大思想家、政论家和文学家。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似乎被人们所忽视了！

　　一

　　苏洵是四川眉山人，生于1009年，卒于1066年，他一生只活了五十八岁。青少年时代的苏洵性格执拗，不学无术，放浪不拘，只知游山玩水，后来大彻大悟。他自己说“二十五岁始知读书”，欧阳修说他“年二十七始大发愤”。古人平均寿命40-50岁，按常理，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再在学业上去有所追求了，即便是当今，27岁才发愤读书也常常有“为时晚矣”的哀叹。但苏洵却颇有信心地说：“吾自视，今犹可学”。他的这种“自信”，并没有给家人带来任何欣喜，不仅家人为他的前途忧虑，亲戚邻里也为他的前途担忧。他的妻子程氏夫人对丈夫游荡不学“耿耿不乐”。苏洵妻子程氏出自名门望族，曾经受过良好教育，是颇有学识和志气的女子。她鼓励苏洵追求学问，希望他能发奋苦读，有所作为，“我欲言之久矣”。然而，其父苏序对儿子苏洵的前途与未来并“不担心”，对别人的疑惑不解和责怪，苏序只是“笑而不答”。有乡里人问这是为什么呢？苏序笑着说“非尔所知也”！

　　为什么苏序对儿子苏洵的未来那么充满信心？这当然是源于父亲对儿子的了解。作为父亲，苏序对儿子苏洵不喜学的“毛病”是知晓的。苏序对苏洵的“纵而不问”或“笑而不答”，乃至“放任不管”，看上去有违常理，实际上是苏序对苏洵个性特征的充分保护和尊重，让他意识到自己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。苏序知道儿子禀赋颖异，气质谨严，思想独立，个性鲜明。在他眼里，苏洵不愿受拘束，特别是不愿受声律、句读之学等科举之学的约束。他深知儿子并不是浑噩之辈，是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见地之人，相信他有一天会自知犯错，下定决心，彻底改正以前所犯的错误。大文豪欧阳修则慧眼独具，一直以来就看好苏洵的未来前程，说只要苏洵能静下心来苦读，是不难“大究六经百家之说”的。苏洵后来曾说：“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”。

　　苏洵的人生态度真正发生重大变化，是在他的长子苏轼出生之后，那时苏洵年已二十有八，都快而立之年了，他追悔自己美好的光阴白白地浪费掉，没有珍惜和利用好这段宝贵的时光，痛自鞭策“年已壮，犹不知书”。他的哥哥、内兄、两个姐夫都已科考成功，行将为官做吏，对他刺激很大。苏洵本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科举进入庙堂，获取功名，摆脱布衣生活和贫困日子，试图通过施展个人才华，实现其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。可惜造物弄人，命运之神并没有垂青这位旷世奇才。从27岁考到37岁这十年里，他参加过四次科举考试，但屡试不第，无一例外都落榜了。苏洵科考的落榜，也是预料之中。他不长于“声律记问”之学的个性特征，对繁琐枯燥的科考这一套不感兴趣，屡试不中也就很自然了。在苏洵看来，科考内容僵化，严重束缚自己的思想，使他不得自由。苏洵已经意识到，如果再在科举试策这条道路上折腾下去，对他而言，可能永远没有出路，必须另谋他径，改变方向和策略。于是，在他37岁时作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：一把火烧了自己10多年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稿，从此不再参加科考。这不仅是对“过去”的告别，更表达了对“未来”的锻造、革新，以及从头再来的决心。放弃科考后，没有了功名的羁绊，科举的束缚，苏洵转为对学术的钻研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学术思想，潜心著述，探寻治国之道。他把自己关在书斋里，闭门谢客，“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”，遍读经史子集，经过这样的含英咀华，多年苦修，终成正果，进入了写作的最佳状态，下笔“顷刻数千言，其纵横上下，出入驰骤，必造于深微而后止”，最终厚积薄发，出神入化，成为上继韩、欧，下启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，一位承上启下的杰出人物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，降及明、清，苏洵文章更成为士人学习的榜样。

　　苏洵的一生，从少年不学，到焚稿苦读，绝意于科举考试，再到潜心古文，著述立说，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宋仁宗嘉祐年间，他带着儿子苏轼、苏辙来到京师开封，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把他的作品二十二篇呈上朝廷，得到积极评价。宰相韩琦见他的文章写得好，上奏皇帝，召试舍人院，但他极不以为然，认为朝廷安排的考试是对自己水平的严重不信任，推病不愿应试。直到五十多岁，由欧阳修推荐才得一个县主薄的小官，留京参与《太常因革礼》的编修。治平三年（1066）四月，带着对仕途不如意的深刻无奈，年仅五十八岁的苏洵走完了自己劳苦的一生。后来，赏识他的欧阳修感叹：“诸老谁能先贾谊，君王犹未识相如。”来不及重用他的宰相韩琦自责：“名儒升用晚，厚愧莫先予。”尽管苏洵一生未曾宦途得志过，平生抱负没能施展，但他能及时调整人生的轨迹，开启另一种活法，走自己的路，醉心于学，让他在科举之外，焕发出别样的人生况味，并凭借自己的学术文章，乃以布衣身份而名动公卿、誉满天下。

　　二

　　苏洵的文章，生前就已经受到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推崇。自明末茅坤编选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以来，他的文章和名字更是家喻户晓、广泛流传。但是，由于宋明理学桎梏，特别是理学家朱熹对苏洵文章的指责，说“老苏文字初亦喜看，后觉得自家思想都不正当，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，故宜以欧、曾文字为正”。朱熹这番“思想都不正当”的论断流传开来，南宋以后研读古文的学者，对待苏洵都存在偏见和主观判断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，他们对苏洵文化身份所持的批判态度，不能公正地评定苏洵其人及文章的价值，致使明至清以来对苏洵产生了许多误读，严重影响了苏洵思想在更广更大范围的传播。

　　在唐宋八大家中，真正能称得上思想家的有韩愈、王安石、苏洵和柳宗元。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三者兼具的有韩愈、王安石。既是政治家、又是文学家的有欧阳修、曾巩；苏轼和苏辙虽然担任过一定的官职，但还算不上政治家，只能算文学家。苏洵作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的思想家，其思想圆融通透，主要体现在他对古代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孔孟思想的继承与新的阐发。苏洵推崇和尊奉的是儒家的“王道”思想，但反对空谈性理，主张经世致用。他提出“义利结合”的观点，认为治国需要兼顾道德与实效。他一反孔孟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传统观点，认为“利之所在，天下趋之”，“利在则义存，利亡则义亡”，将“利”提升到与“义”同等的价值地位，从而突破了传统义利观的束缚。他以人情论解释六经，把六经解释为圣人权谋智术运用结果的认识，即圣人为了治理混乱的人世，深刻洞察并巧妙利用、引导、约束“人情”而创设的一套精妙制度和工具。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离经叛道且夸大圣人的作用，然而，相较于把经典神圣化、教条化的认识，这种解释更充满了现实关怀、理性思辨和政治智慧，在宋代经学史上可以说是独树一帜。他晚年解《易》，剥去了“诸儒”的“附会之说”，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“观其词，皆迎刃而解”，它赋予经典的一种开放、通透的形象，使之与时俱进、经世致用，为儒学的未来提供了美妙的发展方向。在闭门苦读的十年里，苏洵醉心于经史百家之书，他梳理了自孔子以来儒家的传统体系：自从孔子去世后，一百多年后孟子出生；孟子之后，隔了数十年而产生了荀子；荀子之后，过了二百多年的西汉，杨雄被世人称道；杨雄死后，有一千多年没有他的继承人，而后接续他的人是韩愈。苏洵接着提出自己的疑问：韩愈去世已经三百年了，不知道天下将其后继者派定给谁？谁来继承韩愈的事业，成为扭转一代学术风尚的大宗师？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出现，朝廷应该怎样安顿他？苏洵认为，孔子之后，孟子、荀子、杨雄、韩愈四人是几千年历史上无以复加的文化大儒，我能“得齿于四人者之中”，实在愧不敢当。但我们也不难看出，他实际是以思想家韩愈的继承者自任的。苏洵虽然以政论散文著称，“一时后生学者皆尊其贤，学其文，以为师法”，但他并不专意文词，而甘愿“绝意于功名，而自托于学术”，这显然更符合思想家的特征。

　　苏洵同时也是北宋颇有远见、思想极为深刻的政论家，并以研究权术在社会上广为人知。苏洵长期浸淫于历代论说文名家名著，所以，他的文章具有强烈的政论色彩。第一个提出“唐宋八大家”指称的明代学者茅坤说，苏洵的文章“出于荀卿、孟轲《战国策》诸家”，有“博大之识，奇崛之气”。苏洵在《六国论》《管仲论》《审敌》《权书》《衡论》等文章中都深刻剖析了北宋王朝面临的内忧外患，提出了许多富有洞察力的见解和政治改革主张。他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，试图用一套合理有效的治理手段来调整和完善当时的社会、政治秩序，并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宏愿。苏洵一生虽未能“达则兼具天下”，但他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，渴望朝廷吸纳像他这样没有科举出身的布衣之徒进入官场，一展抱负，为国家和百姓做出贡献。他指出，要治理好国家，必须“审视”、“定所尚”，制定好带根本性的指导方针。譬如主张信用腹心之臣。他认为，不论是夺取天下还是治理天下，君主都需要有可与议“机”的腹心之臣。对那些关键时刻表现出色，在困难面前保持忠诚和勇敢的人，择定之后就应该信用他们，让其真正发挥作用。他还主张用人不拘一格，特别是选拔官吏应重真才实学，任人唯贤。在加强吏治方面，则主张“尚威”。他指责宋王朝，不重视选择边远地方的官吏，往往把边远之郡作为安置被贬官吏的地方。苏洵认为，“天下之势，远近如一”，不应该厚此薄彼。就远郡与近郡比较，认为近郡官吏之贤否，容易为朝廷所知，而远郡官吏，“虽千百为辈，朝廷不知也”。正因为朝廷不重视边远地方的官吏选择，贪官污吏可能在这些地方为所欲为。他认为，边远郡皆一方安危所系，“勿轻授脏吏”。他的这些论述，即便是一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仍然有深刻的警示意义。

　　作为文学家，苏洵的文学成就虽然极具影响力，但显然不如他的儿子苏轼。苏洵对写作是严肃而崇高的，辞章之美、名声之盛，他都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在意的是文章对社会产生有益影响。这就说明，苏洵并非传统意义上舞文弄墨的纯粹文人，而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心忧天下的豪杰之士，其一生志在用世。他与两个儿子的文学风格截然不同。苏洵的文章不再是一种文艺的形式，而是承载着道德、士气、风骨与文人的理想，因此更加注重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，他是用文学的力量重新建立世道人心。苏洵的文章中没有心灵鸡汤，所以，当人们面临失意、挫折和焦虑的时候，是不太容易从苏洵的文学里寻找到慰藉，反而很容易在苏东坡和欧阳修的诗词里得到文学力量的抚慰，这也许就是苏洵没有受到后世大众“追捧”的主要原因。即便如此，苏洵在文学史上仍有很高的地位。欧阳修说，苏洵的文章“博于古而宜于今天，实有用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”。曾巩评价苏洵之文“少或百字，多或千言，其指事析理，引物托喻，侈能尽其约，远能见之近，大能使之微，小能使之著，烦能不乱，肆能不流。其雄壮俊伟，若决江河而下也；其辉光明白，若引星辰而上也。”这可算是对苏洵一生文学成就的定评。

　　三

　　如果我们把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、苏辙作比较的话，那么，苏洵是学者，苏轼是文学家，苏辙介于学者与文学家之间。苏洵除了道德、学问令人景仰之外，他还有三个方面的形象受众颇广，影响深远，甚至后世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符号来接受。一是大器晚成形象，二是励志典型形象，三是教育风范形象。这些形象与文学叠加复合凝聚成一个文化苏洵的形象。因此，苏洵在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价值远超个人的文学价值，在当今，苏洵的学行仍然具有非凡的文化史意义。

　　苏洵最广为人知的特点就是他的“晚学”。苏洵并非年少成名，37岁才写出好文章《六国论》。相反，他年轻时“少不喜学”，游历四方，直到27岁才幡然醒悟，认识到读书学习的重要性，这在古代科举入仕的背景下，开悟可谓相当晚矣。他从27岁前的“不学浪子”到一代思想家、政论家、文学家的蜕变，极具传奇色彩，成为后世的一本活生生的励志教材，具有超越时代的激励价值。苏洵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，无论多大的年龄，立志就不分早晚，只要心中有梦想，人生的奋斗，任何时候开始都没有“为时已晚”。他给那些渴望突破年龄桎梏，实现自我超越的人以巨大的希望和鼓舞。为所有在人生道路上探索、奋斗，拼搏，尤其是那些经历过迷茫或起步较晚的人，提供了一盏永不消失的指路明灯，这是苏洵给后世最大的精神启示。

　　科举考试失败后，苏洵对科举制度和朝廷产生了失望。鉴于自己少壮不喜学，老大“无成”的教训，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他的两个儿子身上，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予苏轼、苏辙，对他们进行了精心的培养。从苏轼十岁开始，苏洵就亲自教导两个儿子读书，要求他们每天都要背诵和抄阅古籍经典、熟记经史。苏辙在《东坡先生墓志铭》中说：苏轼“少与辙皆师先君”。苏轼十多岁的时候，苏洵就叫他作《夏侯太初论》，苏轼竟写出了“人能碎千金之壁，不能无失声于破斧；能搏猛虎，不能无变色于蜂虿”这样的警句。苏洵曾叫苏轼模拟欧阳修的《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、金带及马表》，苏轼仿效欧阳修的文章也写得很好，以致苏洵高兴地说：“此子他日当自用之”。为了两个儿子的未来发展，苏洵把他们带出四川眉山，游历京师，结交欧阳修等文坛领袖，为苏轼兄弟铺就了进入主流文化圈的路径。苏轼20岁中进士时，欧阳修对其文章大加赞赏。正是苏洵中年携二子进京，得到欧阳修的赏识才名震文坛，父子三人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明星，最终成为闻名于世的“三苏”。苏洵与苏轼、苏辙以其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辉煌的文学成就，同登“唐宋八大家”之列，他们一家人占了“唐宋八大家”中的三个，“一门父子三词客”，开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先例，堪称我国文坛的千秋佳话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化现象之一。

　　苏洵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中唯一的科举考试失败者。多次科举考试失败并没有消磨他的意志，他没有沮丧、气馁和沉沦，而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：凭借其卓越的文章和思想，向当世展示自己的才华。苏洵曾自述，“数年来退居山野，自分永弃，与世俗日疏阔，得以大肆其力于文章。”他在逆境中，坚守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，推广传播正义和公正的行为，撰写出大量文道合一的“有用之言”，这在古代士人中并不多见。自古以来，凡是胸藏锦绣的士人，大多渴望获取高位，而一旦求“位”不得，要么像屈原那样一肚子委屈、不满，要么像杜甫、孟浩然那样寄身诗赋，或者以隐居、求仙等方式表达怀才不遇的失望，常心怀耿耿。苏洵则不然，撇开他的学问不谈，就凭如何安顿自己遭受困厄的心灵方面，对后人的启发相当深刻而实际。在北宋文人中，苏洵既不求仙信佛，也不吟风弄月，又不谈道言性，这样的人是很少见的。苏洵善于独立思考，非常理性、务实，不人云亦云，罕有迂腐的书生意气。他一生希望通过著述、求官来弘道，又坦然面对现实，自得其乐，表现出不系穷通，以儒学为根本，以入世为自己天职，致力于社会进步的主体精神，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最积极向上的部分，给后世以无穷的激励和启迪！

　　苏洵的一生是一部关于疏狂、觉醒与奋斗的励志史诗。他的人生经历生动地阐释了起点并不决定人生的终点，觉醒和奋斗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的终极意义。他从年轻时的疏狂，到27岁的觉醒，再到面对挫折，追求学术，阐释圣哲义理，展现出不断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的韧性。他的奋斗不仅成就自我，惠及子孙，更是影响后世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，而改变则需要永不言弃！